释太虚 (1890.1.8－1947.3.17)，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属牛，出生在清代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玉佛寺示寂于公元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近代著名高僧。

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常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太虚大师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说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一特征，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成人》）。

真切的禅悟经验，对全体佛学的宏观把握，使太虚大师对禅宗怀有深厚感情，给予高度评价，他在文中多次高推禅宗为中国佛学乃至全体佛法的骨髓、核心。如1928年10月在巴黎东方博物院的讲词《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中，他自豪地赞叹：

最雄奇的是从中国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性，以达摩西来的启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直证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觉源心海，打开了自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佛心与自心印合无间。而中国唐宋以来一般老庄派的、孔孟派的第一流学者，亦无不投入此禅宗佛学中，然后再回到其道家及儒家的本位上，以另创其性命双修及宋明理学。

故此为中国佛学最特色的禅宗，实成了中国唐宋以来民族思想全部的根本精神。……然后应用一切方土的俗言雅语，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泼泼地以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使世人各个直证佛陀的心境。

《在黄梅讲演之记载》说中国自晚唐、五代以来之佛教，“可谓完全是禅宗之佛教，禅风之所播，不惟遍及佛教各宗，且儒家宋明理学、道家之性命双修，亦无不受禅宗之酝酿而成者。故禅宗者，中国唐宋以来道德文化之根源也。”

《佛教各宗派源流》说：到宋初，“禅宗之风风靡全国，不独佛教之各宗派皆依以存立，即儒道二家亦潜以禅为底骨”。《对中国禅宗的感想》说中国自唐宋以来佛法之骨髓胥在于禅宗，研究教理、修习止观，及念诵、拜祷等等法门虽然很多，“直究根源，皆摄在禅宗，所以宋元以来通常流行之天台或贤首等，其向上之人，自行仍是禅宗。”

认为中观、唯识、天台、华严等教理的作用，主要在于说服人信仰佛教，谈到修证，台、贤、唯识等教宗皆不得力，实际上只有禅、净二宗切实可行。

《天台四教义与中国佛学》（1942）一文中说：

禅宗既重实践修持，中国佛教历史开始后，重禅的精神都收归此宗；所以唐宋以来，它能体表兴盛，成为中国佛教的正统。

1943讲于汉藏教理院的《中国佛学》总结说：南洋佛教的特质在律仪，藏传佛教的特质在密咒，日本佛教的特质在于闻慧及通俗应用，“从以上各地特质比较起来，反显出中国汉地佛教特质在禅”，“中国佛法之骨髓，在于禅。” 台、贤二宗之学，由先得禅定而后印以经论，才建立为宗，其初祖多分为禅师，若第二第三代祖师不向教理方面发展，则其学必归于禅宗。

中国佛教的禅，可归纳为从“依教修心禅”（安般禅、五门禅、念佛禅、实相禅）、“悟心成佛禅”（达摩至六祖禅）、“超佛祖师禅”（行思、怀让至夹山等）、“越祖分灯禅”（五宗）、宋元明清禅五大阶段，宋元明清禅又包括公案之拈颂、话头之疑参、禅净之合修、宗教之合会、空默之观照、语录之纂研、坐跑之兼运、僧俗之常套、仙道之傍附、儒理之推演等内容。中国佛教初期由道安奠定的主流，有本佛、重经、博约、重行四大特点，虽受旁流影响，而主流迄今未变，禅宗即属于此系。

《佛教各宗派源流》、《佛乘宗要论》等文中，总结唐末以来禅宗独盛之原因有三点：

1、唐武宗灭佛之后，诸宗皆衰，唯禅宗“专务清简，不必寺宇，不须经典，不拘仪制，不须器物，不重像设”，又农禅并举，躬耕山林以自供衣食，故独得发展。

2、惟独禅宗，用通俗化的语录及诗文以播其化，“既平易近人，又裕兴味，传之自能扩充。

3、小乘教义多从反外道而立，大乘教义多从反外小而立，此土本无外道、小乘之心理思想为基础，颇不易得解；天台、贤首二宗虽融通变化，仍未脱印度佛学之巢臼。惟独禅宗，“竟全脱经律等羁绊，间借用儒道二家之言以利化导，对于第一义谛，则唯引人之钻究自悟，而与人言者，不过朴素之平常话，而与国人之心习邻近，人喜相就，则易发达”。“禅宗不讲经论深微奥妙之义理，但求悟得本来真心，即悟得亦无详实之说明，间有一二简单表示，亦不离通俗之言行，此则最合中国人向来之心理。”

这三点，说得可谓客观。禅宗所以能在唐末以后发达的原因，也正是禅宗的优良传统所在。禅宗将释迦教法之精髓浓缩为简易活泼的履践之道、生活艺术，最具有中国风格因而最适应中土文化，使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远推于他生后世，不依傍神佛，从“众生与佛同此一心，依佛法修证，皆可成佛”的确信出发，力图在今世乃至当念发明自心本具的佛性，其修持，“不过平平实实发明此心，并不是什么秘密巧怪法门”， “仅令人自得其心之与佛与众生所同然者，自肯自信，别无他种奇妙玄奥之义。”

最能体现释迦牟尼以如实知见的智慧自净其心而得解脱的佛法心髓，最能体现人间佛教尊重人、注重人生现实、由人而佛的精神。

禅宗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打破了宗教修行与世俗生活、做人与成佛、出世与入世、出家与在家等隔碍，并有随方解缚、活泼机用、农禅并举等诸多优良传统，最容易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时势人心而应机施教、变革自身，最符合人间佛教契理契机的精神。

禅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民族思想文化、道德精神的建设者，是因为开创者六祖惠能大师有大革命的精神。大师《唐代禅宗与现代思潮》（1920）一文，将禅宗与学术思潮、社会思潮比较，指出宗门于教主、经典、戒律、形仪等方面，皆有反信教的学术精神：禅宗不同多数宗教以崇拜教主为立教之本，而“反溯未有牟尼、未有佛陀之前，彻底掀翻，和盘拆卸。如何是佛？曰：干屎橛。”德山宣鉴禅师等乃并佛与祖同时呵骂之。

禅宗初离经论，后来禁止记录禅语，“后复有人以三藏经教、诸祖言语，同遮拨为拭脓疮之烂纸者，直令人人胸头不挂留佛教祖典一个字脚。”禅宗不死板拘守印度教制，戒律载舍利弗以耕治田园、种谷植树为“下口邪命食”，而唐代宗门诸德，则多刀耕火种，自食其力，不受形制仪状之拘束，惟贵称性发舒之德行。

总之，禅宗具有科学的、哲学的、艺术的、道术的精神及反玄学的实用精神、反理论的直觉精神、反因袭的创化精神、全体融美的精神、自性尊圆的精神。禅宗最富科学精神而为科学家所望尘莫及者，在于须各人自己从实验上发见自心佛性，“却又能恒保此科学之精神而不堕入科学之形式，致由实验归纳重走入推理演绎之迷路，此诚现代科学所由发达之源也。”

因此，太虚大师高推禅宗为佛学之核心、中国佛学之骨髓，并满怀民族自信感地说：

惟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惟在于中国。

强调中国佛教的复兴，不能离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不能离了这个传统的骨髓——禅宗。在《评宝明君中国佛教之现势》（1926）中，太虚大师指出：

中华佛法，实以禅宗为骨子。禅衰而趋乎净，虽若有江河日下之概，但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或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禅兴则元气复而骨力充，中华各宗教之佛法，皆籍之焕发精彩而提高格度矣。

并表明，他多年来折中于法相唯识学，以整理大小乘内教及东西洋之外学，“仅为顺机宏化之一方，而旨归之所存，仍在禅、净。”

大师指出：作为弘扬佛法的法师，须得参禅开悟，“握得宗门真旨，方足以阐明教理，及行佛事而施佛化。” 《佛法导言》中强调：若自发心求悟入大乘者，必入宗门；其真悟大乘者，亦未有不契宗门。参禅开悟得入祖位，方能弘扬大乘，否则自缚未解，不能解人缚。

讲经说论、修习教观，只能令人得人天权小之益及种大乘善根，不入大乘。若非已悟向上事，纵讲习《中论》、《百论》等，亦同贪着戏论，犹如用虾为目，隔靴搔痒，只是假名大乘人。故必令真参实悟，自明本来，佛亦不求，乃入大乘之正轨。

按大师的思路，他所说“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世界改善”的人间佛教之建设，应以禅宗的振兴为关键。他在黄梅的讲演中说：

但中国之佛教，乃禅宗之佛教也，非由禅宗入手，不能奏改善世道之效。

然中国禅宗，早已衰落，大师对此感叹万分，他在《唐代禅宗与现代思潮》中慨叹：禅宗自宋元明清，“随中国全社会而递代降落，亦因人多流杂，法密伪增，浇漓坠堕及今，通身红烂，卧向荆棘林中，殆无复挽狂澜于既倒之望。”《对中国禅宗的感想》说：

然中国禅宗在各丛林，降至今日，虽尚有形式犹具者，而精神则已非矣！求其能握得宗门真旨者，实渺不可得！

《为汉地堪布翻案》（1942）一文中甚至说：“现在真能代表禅宗的善知识，已不可得，故中国无禅宗”。

由于禅宗的衰颓，使人们对汉传佛教失去信心，乃有向南洋、日本、西藏外求的风气，时至今日，复归于南传佛教及拜求藏传佛教，蔚成更大潮流。大师感慨国人之热衷藏密，指出“三昧水”、“梁皇”、“净土”、“大悲”等忏，与诵经、念佛、施食等各种仪轨，本为禅宗济世利生之方便法门，“理义精深，观想详尽，感应道交，时著灵验，应与藏地喇嘛所修各种念诵仪轨事同一例。

而末流疲懈，致沦鄙弃，然而要求者仍在要求”，于是藏密出而代之。此皆因禅宗不振，致僧伽沦散而不为人尊信，“若能复兴禅宗之精神力量，以贯彻于各种应俗之教化，务令求者作者皆激发精诚以赴之，则禅门之念诵经忏安见不如喇嘛耶？”

大师颇以振兴禅宗为己任。1922年，他住持沩山时，接续早已绝嗣的沩仰宗，“辞谢临济五房，决复沩仰一脉”，续32字，自己上接资福真邃为第六世。他对虚云和尚复兴禅宗祖庭南华寺等予以赞叹。1925年11月，他在日本临济大学的讲演中，以临济宗传人自居，自称“太虚虽无临济老汉之手段，然亦欲上追遗规，下振群聋。盖佛法之真髓，厥惟禅宗，临济宗为禅宗正统。”他对禅宗的复兴充满信心，在《评宝明君中国佛教之现势》中说：

默察中华佛法将来之形势，禅宗内感衰弱之隐痛，外受密术之逼拶，旁得法相唯识研究之结果，欲求实证乎离言法性，则禅宗之复振，殆为必然之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