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圆瑛大师，是从福建宁德走出来的、有着划时代影响的一代高僧，他一生“为法为人为证菩提，爱国爱教爱护和平”，“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他以“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与“爱国一事，人之天职”精神，爱国爱民、救国救民。他以“佛教兴衰，教徒有责”与“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精神，爱教护教。他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念佛念法念侣僧伽”精神，坚定自己的信仰与提升自己的僧格。

他以“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与“利民护国，饶益有情”精神，一生报效国家，一生奉献佛教。他以“争取和平，拯救和平”、“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热爱和平，珍惜和平”精神，追求和平，维护和平。

他真正地把握住了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把佛教命运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联系在一起，与党同心、与祖国同向、与人民同行，是中国佛教徒深刻践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旗帜和楷模。

圆瑛大师的高足、中国佛教协会第四、五、六届会长赵朴初大德，在追悼圆瑛大师时曾总结说：“圆瑛老法师一生功行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爱国精神。”圆瑛大师伟大的爱国主义等精神，至今都激励和鞭策着我们。

圆瑛大师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　　

爱国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丰富的内涵，圆瑛大师一生爱国土、爱国人、爱国学、爱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留下了大量的思想言论、文字资料。

“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这副对联是圆瑛大师在解放前战乱连绵、多灾多难的动荡岁月中，忧国忧民的内心自白。他在《醉仙祠宗惠赠吟诗辑要诗集二册，拜读之余，仰见爱国心殷，忧时念切，遂赠一绝》中写道：

欲回世道正人心，竟日拈毫费苦吟。

同抱哀时忧国感，许询支遁是知音。

《辘轳体四首》中写道：

居山恒作感时诗，砥柱中流笔一支。

名教纲常今坠地，凭君出手为维持。

爱国精神系所思，居山恒作感时诗。

满腔热血成沧海，寿世文章救世悲。

满头白发念垂老，太息狂澜三峡倒。

居山恒作感时诗，铁笔千钧扶世道。

婆心侠骨有谁知，易俗移风寄所思。

破碎中原望收拾，居山恒作感时诗。

即使他到国外弘法讲经，内心仍充满对祖国的无限思念，他在《南洋回国舟中感赋 》中写道：

风雨朝朝惹客愁，孤吟泪湿海云头。

苍茫故国殷翘首，何处青山是越州？

圆瑛大师在《题岳母刺背图二首》中，大力赞扬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

贤母当年善用心，金针刺背事堪钦。

精忠贯日遵慈训，岳氏家风万古流。

庭前刺背字长留，贤母佳儿孰与俦？

大节精忠原自有，皇皇史乘耀千秋。

1929年，圆瑛大师在福州面向军人作《国民应尽天职》的讲演，后发表于《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23期上。他说：天职者，天然之职任也。国民生在字宙之间，国家领士之内，则爱国一事，就是人之天职，无有一人，不负这种责任。

古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必定有爱国心，方才可算得有国民资格，若无爱国心，则失国民资格。圆瑛虽居僧界，为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国民一分子，所以当具爱国之心肠，时切爱民之观念。

1942年6月，圆瑛大师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发表《和平与慈悲》演讲，他说：“佛教流行，其隐显盛衰之迹，必视国体为转移”，“教藉政而益显”，“政必藉教以相成”，指出“爱教，即所以爱国也”。

他在《佛儒教理同归一辙》一文中指出：“世界之人，各各能把'我'字看得轻，自然能为社会国家服务；能把这个我见打得破，自然能致社会国家于和平。”

他出访南洋时，于新加坡工商学校发表《佛法之精神》演讲，指出：“佛教既是积极救世的，则与社会国家，均有密切之关系。凡抱爱群爱国思想家，皆当极力提倡，极力研究，极力宣传，但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杀机于无形，化战器为无用。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个个皆存慈悲之心，则世界全无苦境，尽成乐观，岂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

1952年9月25日，在北京广济寺召开的佛教界人士座谈会上，圆瑛大师作了《爱教必须爱国》的讲话：“新中国的佛教徒认为参加爱国主义的学习和运动也是弘法利生的一种方式，与佛陀遗教并无违背，因为新中国是人民政权，凡是人民在做的事情，都是有益于人民的。有益于人民的事，佛教徒都应该做，这样才能和全体人民打成一片，能使大家认识佛陀的真精神以扩大佛陀的影响。中国佛教徒在解放以后的一切工作，大都本着这个精神做的。”

他认定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属于人民的政权，在新中国的大家庭里，中国佛教徒应当也必须更加热爱祖国，与人民打成一片。由于圆瑛大师当时在佛教界的崇高声望和地位，他的立场与言论，对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佛教徒们的影响是巨大的。

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之前，圆瑛大师致函表示热烈拥护。新华社9月8日报道说：“曾在抗日战争前担任过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圆瑛和尚，最近写信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郭沫若主席和彭真、陈叔通副主席，拥护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他在信里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人类之福祉，是当前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佛教的慈悲教义，是爱好和平的，尤其是佛教的大乘无我利他的精神，是争取和平，拯救和平，以众生的利益为利益。”

1952年10月，圆瑛大师以七十五岁高龄，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他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的演讲，他说：“我们佛教徒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这伟大的和平运动，真是佛事！和平能够实现，使全世界的人民免受战争的痛苦。所以我们佛教徒每个人都应该做这个和平运动的大佛事！圆瑛希望我们北京的佛教徒和全国的佛教徒，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工作而努力。”

1953年3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欢欣鼓舞，号召大家热爱和平，珍惜和平，文中说：“作为一个七十六岁的佛教僧人，几十年来，我曾为我们国家和人民在侵略者压迫下的苦难而悲痛过；三年多来，我又为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和人民的幸福而欢欣鼓舞。

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如何在为国内和平建设而努力，为国际和平事业而努力。我们珍视和平，我们热爱和平。这是不难理解的，只有受尽了战争苦难的人，才愈知道和平之可贵。”

1953年秋，圆瑛大师因积劳成疾，健康情况恶化，决意归老于宁波天童寺。临行之时，写下遗嘱，交赵朴初居士，留待身后发表。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不忘号召佛教徒利民护国，饶益有情，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遗嘱原文如下：“余一期将尽，力疾还山，身托祖庭，心栖净土。兹当长别，愿留数言：

一、社会道德，普遍提高，时节因缘，不可思议。凡我佛子，各宜精进，力行十善，勤修六度，行菩萨道，报众生恩，各宗各派，同宣斯义，出家在家，各尽其分，互助无诤，团结第一。

二、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岁晋京，参加和会，得见开国之伟大气象，及各邦人士对吾国衷心爱敬，使余对祖国建设与保卫和平事业增加无限信心，深感毛主席领导英明，旷古未有。愿我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三、四大幻住，迁化随缘，身后安排，宜从简约。发讣开吊，世俗所为，悉当免除，毋增罪咎。”

     

圆瑛大师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实践

圆瑛大师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不仅体现在他众多的思想言论上，更体现在他以强烈的热忱，积极的具体实践上，圆瑛大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反抗外来侵略，甚至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清末民初，中国各种灾害频发，圆瑛大师关心社会民生、关注民众疾苦，在弘法利生的同时，创立各种慈善事业。他多次为水灾、旱灾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并创办孤儿院，收养孤儿。比如：

1920年9月，大师为华北大旱发起佛教赈灾会；

1930年7月，华北水灾，大师四处奔走筹募赈款；

1935年9月，八省水灾，大师代表灾民请愿，并到宁波组建僧伽救护队；

1936年9月，大师发起举办全国十六省水灾赈济会；

1943年，大师发起成立华北各省救灾会，募集捐款60万元汇寄华北灾区；

1918年，大师在浙江宁波白衣寺办佛教孤儿院，先后收养孤儿200余人；

1924年，大师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创办慈儿院，收养孤儿300余人。

圆瑛大师反对外来侵略，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事迹，更是感人至深。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圆瑛大师即以中国佛教领袖的身份，致书日本佛教界人士，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呼吁“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条陈贵国政府，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圆瑛大师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

圆瑛大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忘却身家之我见”，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仅京沪队第一分队，出入江湾、闸北、大场等前线，就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

圆瑛大师的高足赵朴初大德，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团结爱国人士，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他冒着生命危险，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陆续送往苏南、苏北等地参加抗战。

由于佛教医院、收容所经济发生困难，圆瑛大师决定前往南洋筹集经费，支援抗战和救济事业。1937年10月起，圆瑛大师几度携弟子明旸法师出国，到南洋各地讲经说法，筹款救国。他们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一边讲经说法，一边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号召广大侨胞踊跃捐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至1939年止，总计募得10万余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

1939年秋，圆瑛大师、明旸法师回到上海后，日本宪兵以煽动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大师、明旸法师师徒。日本宪兵刑讯逼供师徒20多次，甚至用枪顶着大师的胸膛，以死威胁。在生死考验面前，大师坚韧不屈，从容面对，以牢房为禅堂，并以绝食抗争。

最终，日本宪兵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了圆瑛大师、明旸法师。

圆瑛大师出狱后，日本侵略者见威逼不灵，便想利诱。他们几次来“请”大师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妄图借大师的影响力为他们服务，但是大师均以老病拒绝。他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事著述《楞严经讲义》，以对付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的纠缠。大师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赢得了广泛赞誉。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人心惶惶，圆瑛大师在南洋等地的法友和弟子，纷纷发来函电并安排好行程，催促大师赶快决定奔赴南洋安度晚年，要大师“不要舍不得上海圆明讲堂”，说“到了南洋，建两个圆明讲堂都有”。大师均复信称：“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绝不他往。”婉言谢绝，坚持留在国内，迎接上海的解放与新中国的诞生。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民族、各地区、各语系的四众弟子代表120人。圆瑛大师因病请假，未能出席会议，但仍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显示了党和政府以及中国佛教徒对于大师的信任和崇敬。

日本日中友好佛教协会理事长道端良秀长老，在所著《中国佛教史》一书中，对圆瑛大师出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作出了高度赞扬，书中说：“解放初期，中国佛教思想颇不安定，圆瑛大师为了统一团结佛教界，拥护政府，毅然出任第一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虽然圆瑛大师在就任会长不久之后，便辞世归西，但他的业绩与功勋却永远铭记在国内外佛教徒的心中。”

有关各方对圆瑛大师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评价

圆瑛大师圆寂后，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托，当时担任副会长的赵朴初大德负责追思活动事宜。在上海佛教界举行的追思大会上，赵朴初大德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圆瑛大师的一生，他说：“9月19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去年9月19日，圆瑛法师抱病晋京，为保卫和平事业奔走宣劳，今年的9月19日，他示寂于天童，与我们永别了。虽然他与我们距离十万亿佛土，但是他爱护祖国的热忱、保卫和平的真诚，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即微尘也不存在。”

很多寺院和法师也高度赞叹圆瑛大师的爱国精神。如上海玉佛寺住持苇舫法师赠送挽联：

爱国情殷，曾为拥护和平不辞劳瘁赴京华，吾教光荣作使者；

度生誓广，方赖主持佛协岂料功成归净域，人天悲仰失导师。

上海观音庵的大悲法师赠送挽联：

爱护祖国，致力和平，遗嘱勉僧人，俗谛圆融归净土；

宗尚楞严，教留法汇，芳名长佛会，寂光常照遍河沙。

赵朴初大德还为圆瑛大师撰写了塔铭，刻碑勒石，让大师的精神永远教导和激励后人，塔铭曰：

乘大愿舟，来兹忍土。

广宣妙法，力拔众苦。

抗日救国，威武不屈。

志兴中华，化被异域。

亚太和会，欣预其成。

佛协创立，首乘其钧。

应化将终，安返天童。

塔留千劫，垂范无穷。

明旸法师在为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撰写的《圆瑛法师生平略述》中，高度赞颂了圆瑛大师的一生，文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