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2月5日，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创办人星云大师圆寂。
程恭让，现任上海大学“伟长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佛教思想史暨人间佛教学研究院院长。
禅风网受权发布程恭让教授撰写的星云大师纪念文章。全文如下：
▲程恭让教授与星云大师的最后一次合影2023年2月5日晚21点18分，突然接到佛光山慈惠长老的语音微信，长老在微信中告知：
程老师，我是慈惠。你好！告诉你一个难过的消息，师父今天下午，医院的院长跟医生送师父回来山上。现在山上就正在准备一些应该要作的佛事、法会，好在弟子们都很乖，所以处理事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这个事情要明天我们才会对外公布，我想有必要先告诉你。
接到惠长老这个讯息时，我正在一个寺院中授课。虽然几年里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是骤闻大师舍寿的讯息，我还是惊呆了。沉痛悼念人间佛教伟大导师、世界佛教卓越领袖星云大师星云大师是佛光山开山宗长，是当代弘扬人间佛教的伟大佛学导师，是世界佛教一位卓越的领袖，也是在全球致力传播优秀佛教传统文化，毕生推广优秀中华文化，并普照五洲、卓有建树的一位杰出的佛教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圣贤、菩萨行者。星云大师大力弘扬般若道与方便道并重并举的菩萨乘根本精神，重视回归佛陀本怀，对于当代佛教文化的发展有十大贡献，其辉煌的弘法成就已为世人所公认。大师一生的佛法理论和实践，对于台湾地区佛教、中华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形塑及其前途，具有不朽的启示意义；大师的人间佛教智慧和行持，是二十-二十一世纪人间佛教和人类佛教宝贵的精神财富。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众生同哀，东西共恸！愿我大师，本愿已圆；愿我大师，已登极乐！大师辞世后的这一周，很想写一篇纪念性的文字，记下和大师交往、听他教导的种种。可是心情一直沉浸在悲伤的状态，很难成思，无法下笔。2015年，我曾经出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研究》一书，用80万字的篇幅，概述过我对大师佛教思想的理解和看法，书中提出从“太虚大师到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论实践一种多元的诠释思路，对于当代人间佛教这一典范理论的内涵与方方面面，做过细致的描述及学理的分析。
▲程恭让著，《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研究》
▲程恭让编，《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学研究丛书》
我也曾经撰写《人间佛教理论、实践的三大方向》一文，发表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8期，此文以星云大师晚年最近期著作《人间佛教佛陀本怀》为中心，提出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具有佛法化、中国化、全球化的三大理论方向的诠释；我也撰写过《星云大师对佛教的十大贡献》一文，发表在《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上面提到的这些拙文，都刊登于一些著名的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上。相信这些文章对于从学术角度研究、解读大师，对于推动学界的星云大师及其人间佛教的研究，应当有所贡献。大师晚年手术后，我和很多学者在高雄参加学术会议时，都还有机会多次见到大师。此后，记得大师还两次抱病来大觉寺巡游、弘法，我也有机会来大觉寺听老人家讲话。最后一次在大觉寺离开他时，记得那是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雨过天晴，弟子们推着车，大师还在视察观音殿的工地。当我上前跟他告别时，见到一缕阳光正照在他的额头上，那时刻不知为什么突然悲从中来，预感到佛法的无常和大师的离去，都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昨日，我们在大觉寺参加星云大师最后的祭典。心中非常清楚：我们不得不接受大师的离世。同时我们心中也十分清楚：星云大师的离世事实上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从佛教思想与历史的角度言，星云大师所推动的人间佛教，毫无疑问是从汉传佛教、中华佛教开发出来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及世界意义的现代佛教文化典范。后星云时代的佛教文化将会是怎样，它将是好是坏？一些朋友、读者、友好，这一星期不断向我提出这一问题。作为一个佛教思想的研究者，我时刻提醒自己谨守学者的本份，不要对未来的历史作出任何大而化之的情绪性判断。不过，同样，作为一个佛学研究者，我觉得可以负责任地说出我的一点理解：星云大师的离世，对佛光山及其人间佛教的影响应该不大，但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佛教的影响可能会非常之大！坦白地说，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写大的纪念文章的心力。所以，这里就把星云大师弘法八十周年纪念时，我所写纪念小文《我所认识、理解的星云大师》，再度编辑在下面，作为我对大师的一个比较系统的回忆。前年曾经在一篇小文中写过，我的老家是在安徽九华山，著名的地藏王菩萨道场。也许由于当地文化的特殊佛缘，我从小就有机会近距离接近佛教。例如我们初中时候上学的教室，就是以九华山前山半山腰一个名为“松树庵”的小佛寺改造而成的。也许也是因为这样的佛缘，中学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读过星云大师的《十大弟子传》。当然，那时候是同《水浒》放在一起读的，是当作小说书，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2015年星云大师参访九华山，我有幸随侍大师此行。在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发表演讲时，大师特别认真地提到：他这一生，有三个出生安徽的好朋友，对他很有影响。一个是出生太湖县的赵朴初长者，一个是出生庐江县的孙立人将军，还有一个就是出生青阳县的程恭让教授。赵朴初长者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成就最大的一位大居士，对于中国大陆当代佛教的影响更是意义深远。孙立人将军是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名将，也是我所崇敬的一位皖籍先贤。作为后生晚辈，余何德何能，敢与两位前辈同列？大师这样说话，是他一贯风格，意在提携晚辈，策励后学而已。我对佛教思想渐感兴趣，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记得曾经在学校图书馆偶尔翻阅明成祖朱棣集注的《金刚经》，为经中的开阔视野、悲悯情怀、清净智慧所感动，自此心有定志，认定佛教哲学乃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一种哲学，值得吾辈终身阐发。尤其是1990年进入南京大学学习中国哲学和佛教哲学，当时业师赖永海教授正在负责主编佛光山经典宝藏白话版，作为学生的我有机会受老师之命，担任其中《金刚经》、《心经》两部经典的白话译注。后来到北大读博，在北京主持经典宝藏工作的王志远先生，又邀请我担任《解深密经》的白话译注。那几年参与经典宝藏的工作，使得我对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通俗化特质，有了较为深切的感受和领悟，这可能是我此后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一直对人间佛教思想信仰抱有最高度的同情和理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一生都追求要让人懂”，这是星云大师不厌其烦经常讲的一句话，后来在很多场合与大师的私下谈话中，我也常能听到大师这样的教导。在后来很多年的研究中，我才逐渐发现，其实当年佛陀讲话，就是用普通的语言，用人民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智慧，可以说追求亲切质朴、通俗化、接地气、与时代文化同脉搏，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教的根本特质之一。中国古代的佛典翻译工作，大多采取当时的白话文体，正是前后译经圣匠、中国祖师大德对于这一佛教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而星云大师一生孜孜不倦地推动的佛教的通俗化，也正是这一宝贵传统的现代更新和延续。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追求通俗化，而这种通俗化的弘法方向不仅是佛教优秀传统的合理继承，更是在二十到二十一世纪推动佛教走入现实社会、实现战略转型、成就普世价值的必然要求。大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亲自指导的经典宝藏白话版的编撰事业，是他一生致力的佛教通俗化方向的一个重要表现。当时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我就有幸参与其中，这对我又是何等的幸事！说到这个话题，心中对于大师其实怀有深深的歉疚。记得自2010年以后与大师多次见面中，至少有四、五次，他跟我反复谈到通俗版佛教经典的编撰工作，大师谈话中表示应该编一部类似于《圣经》篇幅的佛教经典精华版。大师说：“为什么基督教一部圣经就可以包打天下呢？佛教那么庞大的经典究竟有几个人读呢？那么深奥、复杂又有谁能懂呢？”他每次说完这几句话，都要停顿下来，陷入沉思的状态。然后，他就问我可否为他做这件事。而我这些年来因为个人学术工作的时间紧张，且内心期待大师可以法驾久驻人间，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手头的学术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于斯，所以每一次都未敢正面答覆大师，而是与大师“虚与委蛇”。如今想来这是我的严重错误，是应该深刻检讨的。真正亲近大师，是因为《法藏文库》一书的策划工作。记得大约1999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有位年轻的法师来访问我。他就是满耕法师，当时在北京大学师从楼宇烈先生，是大师当时在大陆的唯一出家弟子。我那时候已经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数年，在首都师范大学担任教职。可能是因为北大一些师长的介绍，满耕法师辗转联系到我，要和我讨论编辑一套大型丛书的可能性。我给出两个建议：一、当时在我们大陆，出版事业尚不发达，尤其是博士论文，出版率不足5%，大部分优秀的博士论文都躺在大学图书馆的柜子中，暗无天日，查找不便，很难发挥它们的作用，这样很难有学术的继续发展，所以建议可以将涉及佛教研究的一些优秀硕博士论文结集起来，予以出版；二、当时有一些学界的朋友，比我更有能力，十分活跃，估计更适合来承担这一任务，而我当时正在规划由近现代佛教思想的研究转入梵文佛典的学习和研究，因此向他负责地举荐了其他人选。过了一段时间，满耕法师第二次来见我，带来星云大师的指导和意见。他说星云大师非常肯定和支持这个出版优秀佛学硕博士论文的方案，大师希望能把这套书做成一个精品工程。同时满耕法师真诚地表示，他走访了一圈，还是希望由我来担当此事。这就是1999年冬天我在北京协助满耕法师策划大型佛教学术丛书《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的缘起。其实在这部丛书策划的整个过程中，星云大师一直都在我们背后关心和指导着。老人家有时透过满耕法师给我电话指示，有时直接打电话到我家中，对于丛书的理念、编集的方针，多所指示。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电话中向他请教编辑这套著作的指导思想，大师在电话另一头很明确地说：“为两岸好，留下历史。”那时候的台湾，正值陈水扁即将上台、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两岸关系处在十分困难的阶段。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关心两岸和平事业的正义之士，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无不感到忧心忡忡。星云大师作为一位一生崇尚中华文化、爱国爱教的佛门高僧，在当时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正在为两岸和平、祖国统一的大业，辛勤奔走，多方筹谋。
编辑这部大型佛教学术丛书、迎请佛指舍利赴台供养、开创建设宜兴佛光祖庭大觉寺等等，就是大师在那样的背景下所运筹一系列重要的事业。我一方面高度敬佩大师在两岸和平事业上的真诚努力，一方面作为一位年轻的佛教研究者，深切认识到经过改革开放20年佛教学术事业的发展，急需对于当代佛教学术的成就与不足予以完整的认识和反思，才能继续推动中国佛教学术突破瓶颈，向更高层次成长，所以下定决心，要遵照大师的指导，编出一套多学科、宽视野、高层次、资料全的《法藏文库》。为此，我和满耕法师商议，聘请了几位著名学者，如楼宇烈先生、方立天先生、王尧先生、赖永海先生等，担任这套丛书的学术委员。这几位学者都热情支持丛书的创意，这样大大方便了佛学硕博士论文的收集和遴选。大师身边的长老慈惠法师，曾为此书多次指示、协调。其时佛光山编藏处的永明法师、永进法师，负责这套书的出版，他们辛苦、出色、高水平的编辑工作，客观地说曾为此书大大地增色。这里特别要赞叹的，当然还是满耕法师。他是这一庞大学术出版工程的实际组织者、协调人，没有他的执着和努力，这套丛书在那个时代如此高效地得以收集完成，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我也是在和他合作共事的过程中，初次体会到佛光山弟子为法忘躯、为法献身的忘我精神！其实，当时我们用将近一年的时间，不仅编成了《法藏文库》的佛学硕博士论文部分，还编成了300多册的佛学论文集成部分，汇集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多学科的佛学研究文章，具有重要的断代学术文献意义。可惜的是，由于后来各种复杂原因，单篇论文部分未能完成出版，只有硕博士论文部分平安顺利地与读者见面。至今还记得当时编成的书稿，积满整整一个房间，由满耕法师率领一些青年志愿者来到我家，把这些书稿一部部搬运回去。那时前来参加搬运工作的人中，就有十分年轻的妙士法师。他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在大陆刻苦弘法。如今他所领导的宜兴大觉寺已经名满天下，不仅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弘扬人间佛教的一区新兴名寺，也成为推动海峡两岸民间、社会交流的模范之地。编完《法藏文库》之后，我有很多年足不出户，几乎是处在闭关状态，开始我个人学习、研究梵文佛典的计划。再次亲见大师之面，要到2010年之后。当时我已经调到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其间因为台湾华梵大学东方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我前往华梵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这一年在台湾教书，慈惠长老盛情邀我周末时间常常到佛光大学或高雄佛光山参访，因此有机会多次见到星云大师，聆听老人家的教诲。同时因为我个人研究近现代佛教和人间佛教的经验，及对两岸社会、文化的观察，我真切地感觉到：人间佛教的既往经验，亟待理论上的系统反思和提升；人间佛教已经取得历史的发展高度，但其前景仍然不会一帆风顺，需要培养人间佛教的高等人才，推动人间佛教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所以我向大师建议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成为未来研究、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学术的中枢。2010年-2011年在台期间，几乎每次与大师谈话，我都表达这样的观察。大师思想一贯敏锐，极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对于我所发表的这些议论，他都认真倾听，并加以评论。尤其记得他常常感叹：“未来人间佛教很难。”大师侧重跟我讲人间佛教是给的佛教，很辛苦；大家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模式，很难发心。大师嘱咐慈惠法师等研究我提出的意见，后来又命如常法师加以专题研究，这就是后来佛光山成立人间佛教研究院的一个小小缘起。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成立后，由妙凡法师担任实际负责人。2013年3月，研究院创设“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论实践”学术研讨会，先后和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合作，在大陆连续召开了5届“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论实践学术研讨会”，并且在佛光山召开了5届“人间佛教座谈会”。今年研究院还将举办第六届研讨会和座谈会。这两个系列的人间佛教会议，深入推进了人间佛教思想学术研究，为两岸学界和国际学界打造了一个从事人间佛教思想学术研究、发表的稳定高层次平台，也有效地参与了当代佛教话语的构建。研究院还启动了“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学”丛书的研究计划，先后有20多位两岸优秀学者参与到这个项目中，高层次的人间佛教学术研究成果，也正在不断涌现。研究院也有力地推动了与佛光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单位的学术合作，正在造就人间佛教学术思想研究联动的格局和气氛。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所开展的这些会议、项目、培养等工作，已经在两岸佛教界、学术界形成很好的影响，也已经在国际学术界、佛教界逐步引起重视，我们可以不折不扣地说，星云大师亲自指导下的人间佛教研究院这些年所进行的工作，将把人间佛教带到一个新时代！二十世纪崛起的现代人间佛教，可以说是汉传佛教在现代社会的一次美丽转身，是现当代佛教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关于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迄今还没有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对于现代人间佛教而言，我们可以说太虚大师是其思想开启者，巨赞法师、慈航法师是其精神延续者，印顺导师是其学术建构者，赵朴初长者是其艰难复兴者，星云大师是其理论、实践全面拓展者，而当代海峡两岸许多优秀的法师、学者、道场，也都对人间佛教智慧达成深度的共识，积极推动人间佛教、中华佛教的阐扬和建设。由于特殊的个人因缘，使得我对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有更多的观察和了解，也因此这些年来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著作，来表达我对星云大师思想和智慧的理解。如我曾从理论、实践、僧团、信众、新判教、现代化、国际化、两岸和平、台湾佛教、大陆佛教等十个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概括星云大师对现代佛教的“十大贡献”（〈星云大师对佛教的十大贡献〉）；我也从“推动佛教的基本价值、核心价值与现代普世价值、当代人文关怀的互动与对话”、“大型菩萨教团显现于世间”、“作为人间佛教极具系统性及规模性的先行先试”三个方面，揭示星云大师人间佛教运动的特殊重要意义；（〈论人间佛教的历史必然性〉）我还试着解读星云大师最近期的著作《人间佛教佛陀本怀》，我把大师这部著作视为这位人间佛教导师的定论著作，并且通过我的理解，我认为这部著作中昭示了佛法化、中国化、全球化三大人间佛教建设方向，这三大方向对于今后相当长时间人间佛教的建设具有指针的意义。（〈人间佛教理论实践的三大方向〉）。我希望这些分析、论述，有助于彰显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当然，我对大师人间佛教智慧最深的观察，还是体现在拙著《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研究》一书的核心概念上，这个概念就是我所谓与般若智慧不一不二、不即不离、平衡开发、辩证彰显的善巧方便智！
通过多年对于初期大乘经典的细致文本研究，我获得确认：初期大乘佛教不仅有提升、升格般若波罗蜜多的重大思想动向，也有提升、升格善巧方便波罗蜜多的重大思想动向，更有将般若与方便平等并列予以开显的充分经证。所以方便如菩萨父，般若如菩萨母，方便与般若宛如鸟之双翼，如车之二轮，确保菩萨可以最终证得大菩提而不至于中途堕落或折回。我认为这是初期大乘佛教所启示的理论奥妙，是大乘佛教的智慧学基础，也是当今人间佛教健康持续开展的学理根本。我们考察佛教史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到后期的佛教对于这一基本模式有所偏离，甚至有时候出现严重的偏离。我在我这部研究大师的书中，因此负责任地论断，从般若与方便两种菩萨品德均衡发展的角度言，唐以后中国佛教的理论家和践行者中，无有如星云大师显示的深广和博厚。星云大师能够将人间佛教带到历史的新高度，岂无内在的缘由？今年是星云大师出家80周年纪念，蒙妙凡法师几次促请，写下以上的回忆文字，借以表达我对大师的认识、理解和感念。我没有随时笔记的习惯，虽然自年轻时候以来，有幸多次承大师耳提面命，但是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所以追忆难得深入，是深遗憾！去年我们在山上举办人间佛教座谈会，大师心中牵挂学者，会议中四次来会场问候学者，他老人家在大手术之后的康复中，尚能如此重视学者，让大家无不动容！我辞行前，与大师有一番谈话，至今记忆犹新。这里谨予录出，读者由此或可领会大师91岁高龄的精神面貌：大师：我写东西都没有注啊，随便说说，他们就拿走了。
一位在座大师弟子：请问程教授，如果推荐读者读大师著作，你推荐那些书？笔者：如果可以推荐一本，我推荐《人间佛教佛陀本怀》；如果可以推荐两本，我推荐《人间佛教佛陀本怀》，和《释迦牟尼佛传》；如果可以推荐三本，我推荐《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释迦牟尼佛传》，和《往事百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往事百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