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4日-26日，由四川省佛教协会、成都市佛教协会主办，成都巴蜀禅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承办，成都文殊院、新都宝光寺、成都大慈寺、龙泉驿石经寺、成都昭觉寺协办的“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唐代巴蜀禅宗的兴盛，不仅推动了当地佛教文化的繁荣，也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麻天祥向研讨会提交了《晚唐巴蜀高僧知玄其人及其诗》主题论文。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主要观点如下：

知玄，晚唐彭州高僧，享国师之殊荣。五岁能诗，语惊四座。终其一生，无论是经师、帝师，还是诗僧，都同诗有不解之缘。即使经会昌之难，辩神仙术“非王者所宜”，“大忤上旨”，亦以诗感动圣听，得以全身而退。

会昌法难，是中国历史上佛教经历的重大劫难。自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始，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连续下令禁绝佛教，勒令僧尼还俗，没收寺产。数年之间，拆除寺庙4600余所，招提、兰若4万余，僧尼还俗在26万以上。即使是来唐求法的外国（如日本、西域）僧人也不能幸免。直到宣宗即位（公元847年）。事见“新旧唐书”。日本圆仁在他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尤为详实地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知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犯言直谏，尤其是在成仙的问题上，敢于批评道教的荒谬，对至高无上、生死予夺的武宗皇帝说“不”，既可见其舍身护法的胆识，客观上也为佛教的存续争取了一点空间。

这就是晚唐蜀中高僧，悟达国师知玄。

众所周知，佛家以绮语为戒。这就是禁戒一切含有美人香草之类的丽语、淫秽语。尤其是禅宗，以语言文字为障道之本，自然，诗歌创作更是落于言诠，离经叛道的违戒之作。然而，事实上又不然。一方面是唐代诗风弥漫朝野；另一方面，既以语言文字为障道之本，又要以“得意”为鹄的的禅门巨匠，尤以“不说破”、“贵在自得”为引导学人入道之舟楫，不仅在语辞上敲凿吟哦，而且喜欢用俚语、骈语、韵语，重视语言的含蓄、凝练，及其暗示、譬喻的功能，表现他们开悟的境界。正因为如此，语言文字的风流蕴籍，佛与诗也就如影随形。于是，蜚声诗坛的僧人层出不穷，载着竹帛的禅诗也就比比皆是了。知玄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不被注意，却是出类拔萃的诗僧。

神童

首先，知玄为诗，自然天成，五岁咏花，传之久远，可以说是神童。

五岁能诗，不数步而成。其诗言简意赅，畅晓如话，韵律亦如唐诗风格，朗朗上口，实可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媲美。其思力又不在曹子建七步诗之下——不仅体现了佛教缘起性空，繁华如过眼烟云的透彻，而且“唯余一孕在，明日定随风”的预言，与“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诘问，同样表现了诗的余味及对现实的隐喻。当然，其中无疑含有“春风吹又生”深切关怀。需要说明的是，很多读此诗的人，常常以“孕”字为“朵”字之误，误以为既然是花，应当是“朵”，而且“孕”“朵”形近，故改“孕”为“朵”，反而弄巧成拙了。上图如是，《宋高僧传》中华书局版亦如是。其实，“孕”含有“子实”之意，唯有子实，方可再生。可见，知玄对语词的敲凿、抉择，显然有其深意，其传统文字的素养早已超出常人，“神童”之誉，自然当之无愧。

经师

作为经师，知玄更是名重蜀中，上达京师，并以此而获国师殊荣的。知玄七岁于宁夷寺听法泰讲《涅槃经》，“一聆法语，若睹前因。”十一岁薙发，两年后便升堂说法，听众万余，闻者倾心，

七岁，果遇法泰法师在宁夷寺讲涅槃经。寺与居邻，玄日就讲集所，一聆法语，若睹前因。是夕梦其寺殿，佛手摩其顶。寤启祖父，乞为勤策。亲党观其必不可抑夺，故听之。年十一，遂其削发，乃随师诣唐兴邑四安寺。授大经四十二卷，远公义疏，辩空师圆旨，共一百二十五万言。皆囊括深奥矣。方年十三，指擿缁徒，露老成之气。时丞相杜公元颖作镇西蜀，闻玄名，命升堂，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号陈菩萨耳。

七岁听涅槃，十一岁受大经，以及慧远义疏、辩空圆旨，12500言。十三岁便名满蜀中，应镇守西蜀的丞相杜远颖之邀，升堂说法，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下，僧俗听众万余人。此后，蜀人但称其“陈菩萨”，而忘其名。著名诗人李商隐尝有诗赞之曰：

十四孩提解讲经，如师年纪只携瓶。

沙弥说法沙门听，不在年高在性灵。

李商隐，众所周知的唐代诗人，与李白、杜甫齐名，有小李杜之称，一曲“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委曲婉转，写尽了与子偕老的人间真情，而流传千古。他既是名垂后世伟大的诗人，也是“久慕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并“执拂侍立”的弟子。诗中的“十四”或许指的是虚岁。无论十四，还是十三，都是“孩提”。这个年龄的儿童一般还都环绕父母膝下，充其量也只在学习的阶段，即使在佛寺中也只能随侍师门，充任杂役。然而，知玄却在孩提之年，据座说法，讲解经论，轰动僧俗，而致万人空巷。所以李商隐高度赞扬知玄“不在年高”而“在性灵”。可见，知玄十三岁初试锋芒，便在蜀中光耀万丈，而获“陈菩萨”之盛誉。充分展示了佛教“经师”之特质。

显而易见，在文宗皇帝“宣入顾问”之前，知玄曾宣讲“十地经”，受具足戒后，听毗尼、通俱舍。继而随师抵京师，“敷演经纶”，乃至“僧俗仰观，户外之屦日其多矣”。即使受到文宗皇帝的恩宠，仍然专研繁难琐细的唯识论，同时研习外典，贯通经籍百家之言，因此也可以说是儒道释兼通的饱学之士，更无愧于“经师”之称了。

仅就上述，知玄讲解经纶，著述会疏，钩沉提要，乃至碑志歌诗，应有尽有。知玄的成就，又远在经师之上了。因此能够“甚惬皇情”，并受到皇室眷顾，赐悟达国师为号。“帝师”之誉，实不为过。

另需说明，作为经师，尤其是名动京师的经师，面对的是巴蜀以外各地的听友，其四川乡音方言，自然有碍经论的广为传播。如此也就难怪“玄每恨乡音不堪讲贯，乃于象耳山诵大悲咒，梦神僧截舌换之，明日俄变秦语矣。”也就是说，知玄因乡音不适合讲经，于是诵“大悲咒”，入夜梦中得神僧截舌，方言土语一下子就变成了流利的“秦语”——当时的北方官话。这类传说在僧传中多有渲染，其实这里意在说明，为了弘扬佛法，知玄除了熟悉经论之外，还需要付出的更多的辛劳，远在一般人之上的艰苦卓绝。

帝师

据《旧唐书·杜元颖传》记载，长庆三年（公元823）冬，杜元颖“带平章事出镇蜀州。”这一年知玄十三岁，是穆宗李恒登基的第三个年头。直到文宗时，也就是公元826-840年之间，知玄十六至三十，正是风华正茂的青春时期。文宗闻其名而“宣入顾问”，由经师一变而为帝师，一个地方上的神童、名僧、经师，下三峡，历荆襄，抵神京，从此走上了全国最高的神坛。上行下效，达官显贵、鸿儒巨子也趋而奉之，更使其名望如日中天。

武帝灭佛，会昌法难，知玄应诏入宫，“与道门敌言”，自然失去了帝师的待遇，座上宾一变而为阶下囚，几乎成为刀俎下的鱼肉，但他仍然能直陈帝王之道、教化之本，驳斥神仙方术之荒谬。虽然“大忤上旨”，却能转危为安，一首诗又让灭佛的武帝“虽不纳忠谏，而佳其识见口给。”知玄也因此全身而退，“归巴岷旧山”，“扁舟入湖湘间”。直到宣宗龙飞（即位），在给事杨汉公廉“奏乞访玄声迹”，知玄得以“归上国宝应寺”，“赐紫袈裟，署为三教首座。帝以旧藩邸造法亁寺，召玄居寺之玉虚亭。”归隐林间的僧人又恢复了帝师的身份。

不到四十岁的知玄，重新被召入宫，再度与黄冠辩论，备受优渥，甚至命画工画像悬于宫中。同时，又在相国裴休的支持下，于全国各地，重建梵刹，中兴教法，对重创之后的佛教的复兴有莫大之功。公元854年，乞归故山，直到广明二年，即公元881年。

知玄受皇室“优重如是”，仅见一般。

知玄隐居山林20余年，其中14年懿宗李凗在位。懿宗亦好佛，虽然没有同知玄交往，但对知玄的弟子僧彻知遇甚隆。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懿宗召僧彻入宫讲论，僧彻“折冲异论”，“号为法将”，帝赐号曰“净光大师”。知玄也就成为帝师之师了。

广明二年春，因黄巢起义，进逼长安，僖宗李儇避难蜀中，长达四年，成为玄宗之后又一位逃往四川的皇帝。唐末诗人罗隐有《帝幸蜀》诗咏其事曰：“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2应有语，这回休更冤杨妃。”正是在这个时候，僖宗“遣郭遵泰赍玺书，肩舆诏赴行在。”再次接受了帝师的隆遇。

悟达国师，即由此而来。以悟为觉，以悟达道，以”悟达”名国师，旌表其美，这个偏安的皇帝还是深谙佛理，对知玄也是恩宠有加的。悟达国师因此也就载诸史册了。

诗僧

如前所言，知玄能诗，自然天成，不同凡响。无论是神童也好，经师也罢，甚或是帝师，在他的生命的历程中，都有脍炙人口的诗歌载着竹帛，《全唐诗》中集有三首。家喻户晓的唐代诗人李商隐不仅尊其为师，而且同其诗词酬唱。

诗名《别智玄法师》，见《李商隐诗集》。“智玄”即知玄，这里李商隐以“杨朱”自诩，尊知玄为本师，并讲述自从大中二年（848年）同知玄初次相见后，直到大中十二年（858年），再未谋面，如今卧病在床，离愁别绪涌上心头，故有“十年移易住山期”之叹。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远离尘嚣，却又受皇室恩宠的僧人，是佛法，也是诗歌吟咏，把他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既是佛教的空灵神韵的心有灵犀，也是语言文字的风流蕴籍。能受到李商隐的如此推崇，不仅有知玄佛法“本师”的卡里斯马精神之召感，而且不乏作为诗人吟咏唱和的声气相投，以及其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上的深邃与浪漫情彩。

综上所述，知玄，悟达国师，幼而聪慧，数步成诗；未及弱冠，讲经说法，内学外典，贯通百家；长而著述会疏，钩沉提要；数代皇帝，尊崇有加，礼为国师；文苑中亦不乏诗仙诗圣之礼敬与唱和应答。弟子中也受到皇室之恩宠。蜀中风气，得神童、经师、帝师、诗僧知玄而名扬天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