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4日-26日,由四川省佛教协会、成都市佛教协会主办,成都巴蜀禅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承办,成都文殊院、新都宝光寺、成都大慈寺、龙泉驿石经寺、成都昭觉寺协办的“巴蜀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唐代巴蜀禅宗的兴盛,不仅推动了当地佛教文化的繁荣,也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邢东风教授向研讨会提交了《马祖道场罗汉寺 》主题论文,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部分主要观点如下:
马祖道一禅师(709-788)是唐代禅宗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为禅宗的思想确立和组织成形奠定了基础,是慧能以后对禅宗影响最大的人物。马祖是四川人,和四川的因缘也特别深厚,他的家乡在什邡,出家在什邡的罗汉寺,在资州剃发,渝州受具,青年时期在四川度过,这些是大家熟知的情况。实际上,马祖的四川缘不限于此,而是源远流长,即使在他身后,哪怕相隔数百年岁月,人们依然记得他的名字,传颂他的故事,把“马祖”或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传说当作本地佛教发祥或再生的理由与根源,而后经过历代传承,有的香火至今仍在延续,有的虽已绝续,但是还有历史遗迹可寻,它们既是马祖文化在四川的遗存,也是四川佛教中的马祖主题部分,由于马祖的影响,四川佛教历史文化的内涵也更加丰富。在巴蜀地区,属于马祖缘范畴的文化遗存现有多处,由于时间有限,这里只谈一处,那就是马祖出家的地方、后来的马祖道场——什邡罗汉寺。
马祖是汉州什邡人。唐代什邡县,今为什邡市,市区西北方约十五公里处有两路口乡,今已改名为“马祖镇”。当地有“马祖村”,传说为马祖出生之地,村中还有“马祖庙”。关于马祖庙和马祖村,据民国版《重修什邡县志》卷七记载:
马大师,名道一,什邡人,俗姓马氏,生于唐中宗景龙三年,容貌奇伟。幼落发,受戒于渝州圆律师。唐开元中,安禅衡山,遇怀让师,密授心印,阐道江西,宗风大衍。后行建昌石门山,见有洞壑之幽,谓其徒曰:“吾当栖此。”遂沐浴跏趺而逝,年八十。元和中,赐号大寂禅师(刘其碑铭志,详艺文)。
马祖寺,治北二十里,马祖故居。明万历三十九年开建,见古钟记。清乾隆十四年募众重建。
由此可见,马祖庙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其所在地是马祖的故乡。其他地方也有马祖寺,相比之下,这座马祖庙算不上特别古老,但是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马祖出家的罗汉寺至今还在,位于什邡市区北侧,内有“马祖古井”,传为马祖遗迹。关于罗汉寺的史料,主要有清代李调元、彭锡珖等人撰写的碑文,从中可以了解明清时期罗汉寺的历史。
作者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号雨村,四川罗江(今属德阳市)人,乾隆时期著名学者。乾隆五十三年(1788),罗汉寺住持礼汀重修罗汉寺,塑造五百罗汉像,又铸马祖铜像,嘉庆二年(1797)告成,李调元受托撰此碑文。碑文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罗汉寺的历史,二是五百罗汉的建制,三是马祖道一的事迹。碑文第一段主要讲述罗汉寺的历史。按碑文所述,罗汉寺始建于唐中宗时期,当时在四川地区最为壮观,元末时期被毁。明代以后恢复重建,洪武年间僧人了恩重修前中后三殿,正德年间曹城复植柏三千株,嘉靖年间李之珍建藏经楼,万历年间徐应聘建大悲阁,重建至此完成。崇祯年间遭张献忠之乱,又被焚毁。清代康熙年间,云林明地禅师进行修复,粗具规模。乾隆年间,住持月容打算塑造五百罗汉像,当时从工匠手中得到嘉兴楞严寺重刻的《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但是还没等到开工,月容就去世了。他的弟子礼汀继任住持,立志完成老师的事业,并得到《乾明院罗汉图录》,将它出版刊行,作为塑像的蓝本,塑成五百一十八尊罗汉像。开工之前,得到什邡县令任思正的支持。工程途中,任思正去世,宁锜继任知县,他也继续支持,于是大功告成。
关于元代以前罗汉寺的历史,李调元只是一笔带过,具体的记述都是明清时代的,大概由于元末遭遇严重的破坏,清代的人们已经不大清楚罗汉寺早期的历史。碑文中提到的僧会了恩、判簿曹城复、李之珍、徐应聘、云林明地禅师等人物,或为罗汉寺僧,或系本地出身。其中李之珍(1520-?)字席卿,号雍封,什邡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任吏部观政、巴陵县知县、南大理寺右评事、工部主事、南贵州道御史、汝州判官、潜江知县等职。徐应聘(1554-1617),字伯衡,号端铭,苏州昆山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行人司副、尚宝司丞、太仆寺少卿等职。
乾隆、嘉庆年间,月容、礼汀师徒二人先后住持罗汉寺。关于礼汀,《新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有传。
据此可知,月容原来住新都宝光寺,后来住持罗汉寺。礼汀(1749-1802)是字,法名达澈,丹徒(今属镇江)人。青年时就向往僧人生活,父母去世后入蜀,从东山净碧落发,入乐山凌云寺,乾隆四十二年(1777)从新都宝光寺月容受具,后从月容得法。月容去世后,礼汀继任罗汉寺住持,前后十余年。在李调元看来,礼汀作成五百罗汉像,终于使罗汉寺名副其实,而且把罗汉寺建成什邡的一大丛林,所以功莫大焉。
什邡的前后两任知县都支持五百罗汉像的制作。前任知县任思正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病故,而后宁錡继任。为了制作罗汉像,必须有尊者名单、图像之类的参考资料,当时刚好机缘巧合,礼汀得到《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和《乾明院罗汉图录》,于是得以做成五百罗汉像。
李调元提到的嘉兴楞严寺重刻的《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是一本宋代书籍,内容是罗汉名录,包括住世十八世尊者和石桥五百尊者。现在日本有明代崇祯年间重刻本,高道素手录,高承埏校,秀水诸生高佑釲重订。
刊记作者高佑釲,自号念祖居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文中提到的“先公”,是指他的父亲高承埏。高承埏(1603-1648年),字八遐,一字泽外,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历任迁安、宝坻、泾县等地知县。明亡后隐居,有藏书七万余卷。据刊记可知,高承埏曾经刊刻过《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但是流传不广,所以高佑釲再一次刻印出版。这个版本恐怕就是李调元所说的“顺治年间浙江嘉兴府楞严寺重刻”本。
《罗汉尊号碑》只有罗汉名称,没有罗汉图像,后来礼汀又得到《乾明院罗汉图录》,于是有了塑造罗汉像的蓝本。
跋文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两年后作者去世。从跋文可知,《罗汉尊号碑》和《图录》原来都是某一工匠的私人收藏物,月容生前得到《罗汉尊号碑》,任思正把它抄录下来,礼 汀按照这个抄本复刻出版。月容去世后,任思正猜想那位工匠很可能还藏有《图录》,于是让礼 汀去劝诱工匠,最后终于得到《图录》,塑造得以进行。礼汀为做成五百罗汉像锲而不舍地努力,任思正也全程参与,出谋划策,密切合作。
碑文第二段主要讲各地五百罗汉的建制虽有差异,但都是表现佛弟子受佛教化、永离诸恶的境界,礼汀塑造五百罗汉像,其意义并不限于只是供养这些尊者,而是要“充其善行”,积累无量功德,所以他在作成五百罗汉像之后,又修补了马祖殿、马祖说法台和马祖井。
碑文第三段主要讲述马祖生平经历,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个话题:一是关于马祖还乡的传说,二是罗汉寺成为马祖道场的历史。
关于马祖还乡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编辑的《五家正宗赞》卷一“江西马祖禅师”。
按照这个记载,马祖从南岳怀让得法后,回到四川家乡,受到人们欢迎;当时小河边上有个老婆婆说道:“还以为是什么特别的人呢,原来是马簸箕家的儿子。”马簸箕是指马祖的父亲,因为他以编簸箕为业,故有此称。马祖听罢,吟诗一首:“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溪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就是说学道学成以后,不要回到家乡,因为在家乡传道很难成功;河边的老婆婆叫我的小名,她们觉得我还是孩子,怎么可能听我的教导呢?于是马祖又回江西去了。这是马祖还乡传说的原型。
按照李调元的记载,马祖从南岳怀让得法后,回到什邡罗汉寺,在寺内搭建了一个说法台,又在说法台边开凿了一口井,在这里说法传教,被人们称为活佛。有个老婆婆来到寺内,想看这位活佛是什么样子,看罢说到:“这不就是我的邻居马簸箕家的儿子吗?怎么叫作活佛呢?”马祖听说后,作了一首偈:“学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然后到江西南昌的开元寺传法去了。
显然,这个传说到了清代已经有了变化:一是马祖还乡的地点,由笼统的“蜀乡”变成了什邡罗汉寺;二是马祖在罗汉寺的活动,由原来的没有提及变成了搭建说法台和开凿马祖井;三是马祖的偈文被缩短了。总的来说,马祖回归的“蜀乡”被具体化为什邡罗汉寺。
罗汉寺成为马祖道场,是因为寺内有专门供奉马祖的设施,例如马祖殿、马祖像等等。按照李调元的记载,这些设施建于明代,例如马祖殿是明代葛登明所建,马祖像是明代徐应聘和僧人大才铸造,从那以后,罗汉寺成为马祖道场。葛登明,又作葛登名(1531-1585),字道行,别号定庵,河南泌阳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万历年间曾在兵部任职,官至长沙知府、袁州知府。
最后看一下民国版《重修什邡县志》卷七的罗汉寺历史叙述。据此记载,罗汉寺始建于唐,历史悠久;明代万历年间,葛登名(即上文“葛登明”)、徐应聘分别出资,建马祖殿、大悲阁、马祖像,明末被毁;清顺治年间,云林和尚重建,成为当地大寺,成都知府冀应熊(1607-1690)题写了“罗汉寺”三个大字;乾隆年间,月容在此住持,后来他的弟子礼汀又作重修,并塑五百罗汉像;光绪年间在寺前增筑照墙;民国初期,什邡人冯庆樾(1875-1936)在墙上题写了“八祖道场”四个大字。这个记载不厂,但是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如创建的具体年代、明末清初冀应熊的题字、近代冯庆樾的题字等。
上面谈的基本上是明清时期发生的事情,但都是从马祖这个根生长出来的果,从马祖这个源汇集而成的流。当初马祖出家在罗汉寺,不过若干年,而且那时还是青少年,在这里能有多少影响?倒是在他远走高飞成为一代高僧以后,他的影响反而比当年在这里时更强烈、更深远。关于禅宗历史人物对身后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对地方佛教文化的影响,往往被忽略,马祖的研究也不例外。实际上,后人对马祖的纪念与继承,正是马祖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