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0日，由浙江省民宗委、杭州市民宗局、浙江省佛教协会指导，浙江省民族宗教研究会和杭州市宗教研究会支持，中共杭州市临平区委统战部（民宗局）、中国计量大学和杭州市佛教协会联合主办，中国计量大学宗教中国化研究院、临平区佛教协会和超山青莲寺承办的第三届大运河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举行。研讨会上，浙江省民族宗教研究会莫幸福发表了《运河漕帮的宗教与信仰》的主题演讲，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莫幸福论文主要观点如下：

浙江省民族宗教研究会莫幸福发表主题演讲

京杭对话现场

京杭对话现场

在漕帮形成的同时，明清作为社会下层群众的集合体的各种民间宗教组织和其他结社组织，也始终在滋生和发育着。中国特色的传统信仰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有制度性的佛教、道教，更有弥散性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人口的空前增长，被现代学者称作“秘密社会”的各种教门、会党组织日益活跃起来。所谓秘密社会，是指那些具有秘密宗旨和教义，按照较为严格的秘密仪规从事特殊的宗教、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秘密团体。但在本质上，秘密社会始终是作为被抛向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自救互助性组织而存在，代表和反映了这些现存社会秩序被压迫者的利益、愿望和信仰。运河漕帮的宗教信仰，主要有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罗教等民间宗教。

1、佛教

唐宋以后，佛教一直成为中国的主流宗教。日本遣明使策彦周良所写《入明记》记录从南至北运河沿线全部重要的庙宇，如宁波古刹延庆寺，杭州保俶寺，苏州寒山寺、虎丘寺，常州惠山寺，镇江金山寺、焦山寺、甘露寺，徐州羊山寺，北京的大慈恩寺和大隆善寺（当时的僧录司所在地）等。晚明四大高僧集中在京杭一线活动，袾宏在杭州、智旭在浙北苏南，德清和真可则活动于运河南北。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年）春正月，憨山德清在五台山修水斋道场毕，因卷入宫廷冲突，他离开五台隐遁于东海牢山，改号为憨山。夏四月八日至牢山（今青岛崂山）。在山东，德清记载了新兴的民间宗教罗教的活动，曰：“东人从来不知僧，予居山中，则黄氏族最大，诸子渐渐亲近。方今所云外道罗清者，乃山下之城阳人。外道生长地，故其教遍行东方，绝不知有三宝。予居此，渐渐摄化，久之凡为彼师长者，率众来归，自此始知有佛法，乃予开创之始也。”记载了佛教与罗教的相遇和碰撞。

2、道教及民间信仰

道教自创立以来，教派众多而芜杂，既有“居庙堂之高”的上层道教，更有“处江湖之远”的民间、民俗道教，在广大的基层社会，道教及民间信仰已经难解难分。运河沿线漕帮的道教及民间信仰，主要形态有：

各类庙宇。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中往往设有《祠祀志》，对域内之各类信仰及相关坛庙寺观加以记述。王宝田《（光绪）峄县志》卷十《祠祀》之前序称：“治民事神，废一不可。故祠庙坛壝载在正典者，有司岁时谨祠，事无论已。即佛庐道宇，及诸丛祠，概足以感善寝恶，御灾捍患，民且敬事，严如官署，是亦治民者所不废也。”祠祀大多在运河两侧，方便运军行人等上岸拜谒。运河沿线还流行关帝信仰和龙王信仰。临清关帝庙始建于明正统中。《（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五称：“关帝庙在新城广积门外。明正统二年，守御千户所刘方增扩地宇。时守御军调遣山西，还过蒲川，经王故里，各取土一掬，囊归，塑为像。隆庆元年，知州刘志业重修，州人汪保董其事，保捐千金。乾隆壬辰，知州万绵前重修。”沿河的龙王信仰亦颇为兴盛。《（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五称：“龙王庙，在卫河南水门内西浒，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知州濮万镒重修。国朝康熙四十年，奉旨加封显佑通济昭灵效顺金龙四大王。”治河人物对运河通塞的影响巨大，沿线居民往往为有功于百姓的治河人物修建祠庙，并加祭祀，以求其佑护。如对陈瑄、陈豫的祭祀即为典型一例。《（嘉靖）山东通志》卷十八记“功襄侯祠”称：“恭襄侯祠，在临清州西南。永乐间建，祀恭襄侯陈瑄，以疏会通河有功。” 在江苏民间也有治水能臣因治水有功而造福一方，被当地百姓列为祭祀的对象，如山阳县的王公祠供奉的是明代漕抚王宗沭，清河县的黎公祠供奉的是清代总河黎世序。

妈祖。妈祖是流传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信仰，生前以护民保航而受人景仰，百姓祭祀天后以求祛除洪涝水患。元朝时为保障南粮北运顺利进入京城，“漕运河海并重”。与此同时，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对航海保护神妈祖极力推崇，运河沿岸建造了多座妈祖宫庙。天津天后宫的历史比天津城的历史还早，民间即有“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卫”的说法，从中既可见该庙历史之悠久，也彰显出妈祖文化是天津这座城市最早、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天后宫从杭州、扬州，到山东各地皆有分布。

庙会。庙会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集祭祀、娱乐和贸易于一体，庙会形成的源头和发生核心主要是在宗教场所。《（民国）清平县志》称：“庙宇林立，春秋佳日往往演剧赛神，年有定期，谓之庙会。每届会期，则商贾辐辏，士女如云，车水马龙，奔赴络绎，极一时之盛。”运河南部的苏州，特有“轧神仙”民俗庙会。顾禄的《清嘉录》中对“轧神仙”庙会有具体记载，农历四月十四的“轧神仙”庙会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更南的嘉兴、湖州是蚕桑生产的主要产区，当地的民俗活动如“讨蚕花”“照蚕花”“抢蚕花”“串蚕花”“轧蚕花”等，此类活动以每年春蚕前的清明和春节期间最盛。湖州的含山地处浙北三大水乡古镇乌镇、南浔、新市三镇的交界处，民间传说含山是蚕神的发祥地或降临地，素有“蚕花圣地”之美称。唐代乾符二年(875)，山上就建有“含山寺”和“蚕花殿”。水乡泽国嘉兴古属吴越之地，千年运河风光旖旎，文物古迹丰富多彩，文化底蕴深厚悠远。自清代以来，每年清明、中秋时节，江浙沪的渔民、船民都自发至秀洲区王江泾镇莲泗荡边，形成了水乡独有的传统庙会民俗，这就是网船会，又称“刘王庙庙会”，其目的是祭奠灭蝗英雄刘猛。在钱塘江入海口的海宁，农历八月十八祭祀潮神伍子胥，远近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海塘，进行群体性祭祀。

3、以漕帮为主体的罗教

罗教的创立。罗教，也称无为教、家理教等，明正德间罗教创立。罗清（1442—1527年），本名梦鸿，山东即墨县人。明成化六年（1470年）参师访友，修行十三年而悟道。著有《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上下两册)、《正信除疑自在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简称“五部六册”，传其大旨，述其本源。

罗教的传播。明末，罗教在苏杭一带漕运水手中逐步传播开来，并随漕运进入运河全线。在传播起重大作用的是翁、钱、潘三人。根据清代文献记载，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至日久相率阪教。”另有记载说“漕船北运之初，此二人（指翁、钱）沿途为人治病舍药，讽经祈禳，劝人持斋守法，死者敛钱瘗之，久而相率皈依。”到清代前期，翁岩、钱坚、潘清三人把罗教传遍大运河流域漕帮中，罗教成为运河沿岸地区最流行的教派。18世纪，罗教发展达到顶峰，罗教信徒在各处建立斋堂，结社名称各异，在福建称龙华会和老官斋，在江西称大成教和三乘教，在安徽称三乘会，也有称金童教、观音教、大乘门，都奉祀罗祖，也有斋堂挂上“天地亲君师”等牌位让信徒膜拜。

长达三千多公里的大运河，对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运河如水，流淌的不仅是粮食、物质、商品，流域的更有多种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各种本土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等。各种宗教曾随大运河水网的扩展而顺势弥散发展，西方传教士也在大运河流域广泛传播其宗教。各种宗教和信仰，伴随大运河的流水，进行思想的沟通和文明的互鉴。